曾世英，出生在江蘇常熟一個沒落的書香世家，祖父是清貧的京官，父親是喜歡鉆研算術和格致（物理）的窮秀才，早年離家遠去新民府（今沈陽）謀生，后來在著名鐵路工程專家詹天佑部下當差。曾世英12歲時，父親病故，家境更趨衰微。1914年，他受辛亥革命“科學救國”思潮的影響，與孿生兄弟曾世榮同時考入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土木科，學習成績雖名列前茅，但1918年畢業后即告失業，只得在家自修。１年后，他自薦到天津順直水利委員會，3個月試用期滿，被任練習技師，后因工作勤懇主動，破格升為副技師，主持繪圖室工作。1928年該會改組為華北水利委員會，又被任命為繪圖室主任。在近10年的工作中，曾世英逐漸看出，這個外國人當權的機構只為保證天津租界免受水災服務，并不關心河北平原的水利開發，改組后的派系之爭，也使他漸生離意。1929年，經該會測量處吳思遠主任介紹，曾世英拜訪了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當時，丁文江應鐵道部之約，將去四川、貴州踏勘預想中從重慶經貴陽至廣州灣出海的“川廣鐵路”，需要一位既懂工程測量又搞過經緯度測量的人相助。2人接洽后，為了實現為民眾做一番事業的宿愿，曾世英主動減少了1／4的薪金，欣然隨丁文江一道入川。次年完成勘測任務后，轉入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后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從事地圖編繪工作，先后任技師、技正、簡任技正。1935年秋至1936年夏，曾世英被資源委員會和地質調查所聯合派遣，先去美國Ｓｙｒａｃｕｓｅ大學短期學習，隨后考察美、加、英、法、德、蘇、瑞士、瑞典、意大利等國的測繪制圖情況�？谷諔馉帟r期，中、美、英、蘇結成抗擊法西斯侵略的同盟，1944年9月，曾世英被派往華盛頓，任美國陸軍制圖局顧問。翌年9月4日，即抗戰勝利后的第２天，他就辭去軍職，旋即返回了百廢待興的祖國。
    作為我國現代地圖學的開拓者，曾世英贏得了測繪科學界人士的廣泛尊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相繼擔任《解放日報》輿圖部負責人、新華地圖社社長、地圖出版社副總編輯、國家測繪局測繪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并當選為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和1959年，他先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主編和總設計、《國家地圖集普通地圖卷》總設計。自50年代末，又致力于地名學基礎理論和中國地名拼寫規范化的研究。在以往7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撰寫了近百篇學術論文，對地圖學和地名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在30年代主持編纂《中華民國新地圖》及其縮編本《中國分省新圖》；最近30年又開拓中國地名標準化研究的新領域，成就尤其突出。他熱愛祖國、勤奮治學的精神，更為熟識他的人們所稱道。
       嘔心瀝血編制《申報地圖》
    1930年秋，上海申報館總經理史量才接受丁文江的建議，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負責編纂《中華民國新地圖》，作為《申報》創刊60周年（1932年4月30日）紀念。3人商定圖集編纂原則后，具體事宜由曾世英主持，翁文灝在該地圖集序言中說：“編輯制繪則曾世英先生實任其工作”。同年冬，曾世英邀請方俊襄助，并物色了安炳昆、王錫光等10余位繪圖員，在北平地質調查所夜以繼日地編繪。1932年春完成編制任務后，曾世英估計該圖定價高，難以向青年學生和一般讀者普及，就向丁、翁、史三位建議另出縮編本，獲得同意與支持。曾世英與方俊在《中華民國新地圖》的基礎上刪繁就簡，1932年冬即編成《中國分省新圖》，并于1933年8月16日出版。次年4月22日，大本的《中華民國新地圖》也得以問世，二者習稱《申報地圖》。它們是推動我國制圖事業跨入現代階段的扛鼎之作，也是曾世英及其合作者對地圖學最重要的貢獻。以《中華民國新地圖》為代表，在許多方面都實現了對傳統地圖學的變革與超越。
    創新地圖集的結構體例。我國的地圖測繪源遠流長，但傳統的輿地圖多附以長篇的文字解說，制圖技術卻徘徊不前。為改變這種狀況，在丁文江領導下，曾世英確定《中華民國新地圖》，由全國總圖（即序圖）、普通地圖（即分幅圖）和城市圖3個系列組成，吸收各學科的調查研究成果；用表示自然和社會文化狀況的幾幅專題性全國總圖，取代以往圖集中所附的大量文字。借助丁、翁二人的關系，曾世英組織趙元任、竺可楨、張心一、謝家榮、侯德封等專家學者，編制了語言、氣象、農產、礦產等專題圖。在普通地圖中，每一區域都有表示省區劃分、城鎮分布、交通路線的人文圖，以及表示山岳高下、水體深淺的地文圖。既便于不同區域間進行人文或地文特征的比較，又使同一區域內人文與地文狀況兩相對照。全國總圖與分幅圖、城市圖，普通地圖與專題地圖，地文圖與人文圖，各種類型在此無不具備。曾世英及其合作者創立的中國地圖集結構的新體例，構成了當代國家地圖集的雛形�！吨袊�分省新圖》則將人文圖與地文圖合而為一，各擇其要者繪入同一幅圖中，不以經緯度切塊而以省分幅，并以專題性地圖為先導。這種作法更為現今多數普通地圖集所采用。
    廣搜實測成果，訂正地理方位。用天文測定的經緯點糾正方位，是《申報地圖》的主要成就之一。曾世英參考地質調查所收藏的各省測量局和水利機關繪制的7700多幅實測地圖，以及出自俄、英、德、日等國之手的1500多幅中國各地實測地圖，作為編制４４幅普通地圖的依據。這些地圖來源各異、精粗不一、體例混雜，更因缺少實測經緯度和三角網控制，彼此難以拼接。曾世英對這些稱為“阿米巴”（變形蟲）的原始圖件逐個分析鑒定，用最新成果消除歷來各本的錯誤，再由合作者把它們縮成同一比例套合對比。為求得正確的距離和方向，他殫精畢力上溯清初舊書，博考近時游記，征引地質調查所和印度測量局等尚未出版的新材料，獲得了1000多個天文測定的經緯點，在詳細考證之后，用以糾正舊圖中的方位差錯，并追索各地的高程依據，訂正海拔。為便于區域間面積和地文、人文要素的對比，曾世英與丁文江商定，盡量統一各類圖幅的比例尺。這些不易察覺的改進，提高了地圖的準確性和實用性。此外，圖集后附有36000條地名索引，并以不同字體標明其經緯度數值的精密程度，這在國內外均屬首創。
    首次用地貌分層設色法淘汰“龍脈”表示法。30年代之前的地圖精于記水而絀于記山，大都以毛毛蟲或筆架式符號表示山脈，蜿蜒滿紙卻無法辨別地勢高低和川原廣狹。曾世英征得丁文江同意，首次代之以等高線和分層設色法。由綠色至棕色，顯示不同高度帶地勢由低至高的變化，海平面以下則用藍色表示，深度愈大，色調愈濃，并注明重要地點的山高水深，使各類地貌一目了然。這次成功的制圖技術革命，從根本上扭轉了人們對我國地勢的認識。受千余年來堪輿家“龍脈”舊說的影響，地學界一直流行著我國山嶺脈絡相通，起于一祖（蔥嶺），分為支派，五大山系橫穿東西的錯誤觀點�！吨腥A民國新地圖》第１次展現了中國地勢西高東低的特征，從而在地學界開始形成我國地貌劃分為３級階梯的科學概念。
    精心選擇地圖投影方法。清代康熙《皇輿全圖》采用梯形投影和圓柱投影以后，雖然改進了“計里畫方”這一傳統制圖法的若干缺陷，但仍舊不能解決圖上距離、方向、面積同實際狀況相差過大的矛盾。曾世英在方俊協助下，比較各種投影方法的優劣，在分幅圖中采用變形程度較小的多圓錐投影，全國總圖則采用亞爾勃斯投影法（即雙標準緯線等積圓錐投影），根據中國疆域的位置選定標準緯線，從而使圖上所示面積與實地面積相等，各點之間在方向和圖形上的失真也減至最低程度。由于投影選擇得當，實際地物（如青藏高原）的平面形狀和面積，都在圖上得到了準確的表示。在此基礎上，曾世英指導有關人員，根據我國東部的1：100萬和西部的1：400萬原圖，采取先用求積儀在圖上量測，再回歸到球面上的辦法，第１次接近實際地得出了全國各省區的面積，基本上解決了當時各家對這一問題的爭論�，F在的省界已與過去不同，但那時求得的全國總面積卻與近年的量算值大體一致。
    《申報地圖》出版后風行海內外，僅縮編本的《中國分省新圖》，在1933—1939年間就先后出了４版，銷行約２０萬冊，與當時一般圖書一二千冊的銷量相比，簡直是天文數字了。學術界認為：“《中華民國新地圖》之完成為一絕大貢獻，可與世界進步之地圖并列而無愧色”、“在中國地圖史上是空前巨制”、“確已劃了一個新紀元”。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地理雜志》（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和美國紐約地理學會《地理論評》（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等多次刊登書評：認為兩圖“全部制作技術都是高水平的”，“是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中國地圖。此后國內外以它為藍本或受它影響的中國地圖，據統計多達40余種版本。解放初期出版的地圖，都注明“國界根據抗日戰爭前申報地圖繪制”。1957年8月，由地圖出版社出版、曾世英為總設計兼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就是在《申報地圖》解放初期的修訂本（因故未出版）基礎上設計成的。
    《申報地圖》出版之際，適逢抗日救亡運動興起，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從中“覽此美麗河山，因而益激發其愛國心，奮袂以圖桑榆之復”，該圖集成了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好教材。1936年4月，張學良將軍到延安，將最新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贈送給周恩來同志，并語重心長地說：“共同保衛中國�！比藗冞�看到，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周恩來同志辦公桌上，放有《中國分省新圖》；西柏坡革命紀念館毛澤東主席辦公室，掛著曾世英、方俊、周宗浚以《申報地圖》為基礎編制的《中華民國地形掛圖》。這是歷史對曾世英嘔心瀝血編繪《申報地圖》所作出的充分肯定。
    開拓地名標準化研究新領域
    曾世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成就之一，是關于地名標準化的研究，在地名譯寫、地名正名、地名羅馬化以及建立中國的現代地名學等方面，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
    促進外國地名漢字譯寫的統一。50年代初，由于存在著多種翻譯方法和若干技術問題，外國地名的譯寫非�；靵y，一個地名在10本書中曾有11種漢字譯法。曾世英1956年提出，名從主人是翻譯外國地名的最高原則，一般地名應按主人的稱說和讀音、按統一的譯音表譯寫，慣用已久的少數地名可按約定俗稱的原則處理。他還就統一譯寫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實施步驟，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他與葉圣陶、夏堅白聯名提出了“成立地名譯音統一委員會”的提案。1965年，在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張際春主持下，成立了“人名地名譯寫統一委員會”，曾世英組織有關專家，僅用半年就修訂了英、俄、德、法、西班牙、阿拉伯６種語言的地名漢字譯音表，為社會各界提供了用漢字譯寫外國地名的科學依據。
    積極推動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漢字譯寫規范化，大力倡導漢語拼音字母音譯轉寫法。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國家基本地圖（１：50000），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施測的，受漢字表音的局限性和測繪人員方言差別的影響，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漢字譯名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混亂。曾世英在分析新疆實測地圖的地名調查資料時發現，在僅占全區面積３％的范圍內，維吾爾語“溪溝”一詞的譯法竟達92種之多，其它地名常見詞也有類似的混亂，這一情況引起主管部門的重視。地圖出版時譯名得到了統一�！稘h語拼音方案》公布后，曾世英積極倡議在野外地名調查中用漢語拼音字母作為記音工具，再據以譯寫漢字。在外業測量隊年終修整期間，組織舉辦漢語拼音學習班，并根據各自的需要，分別學習蒙、維、藏三種文字的拼音知識，提高了他們譯寫地名的業務水平。1959年，曾世英受命在國家測繪總局測繪科學研究所籌建我國第一個地名研究室，主持制定了維吾爾語、蒙古語、藏語、柯爾克孜語、西雙版納傣語等多種地名譯音規則，由國家測繪總局與總參測繪局聯合發布，有力地促進了地圖測繪工作中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漢字譯寫規范化。
    曾世英認為，漢字譯名與少數民族語地名原音之間的出入，可以借助《漢語拼音方案》來彌補。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字大多由字母組成，這些字母和漢語拼音字母都代表音素，依據國際習慣，在分析兩者的對應關系后，可以采用字母對字母的轉換方法，如同斯拉夫字母拼寫的地名可用羅馬字母轉寫一樣。有些文字雖然也由字母組成，但地名的書面形式和口語脫節，則只宜從音（即所謂音譯）而不宜轉寫，即使這樣，也比用漢字譯音準確。因此，需要根據不同情況，將音譯和轉寫有機地結合起來。曾世英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胡愈之和民族事務委員會薩空了幫助下，組織少數民族在語言研究、教學、出版部門的學者和專家，制定了《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漢語拼音字母音譯轉寫法（草案）》，由國家測繪總局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1965年聯合頒發（1976年作了修訂）。其后，在我國出版的漢語拼音版地圖中，維吾爾語、蒙古語、藏語地名采用音譯轉寫法，受到了國內各兄弟民族的熱誠歡迎和國際上的高度重視，成為我國地名國際標準的組成部分。1981年，曾世英20多年的研究成果的總結——《中國地名拼寫法研究》一書問世，進一步豐富了我國地名標準化工作的理論基礎。
    清除外來地名，維護祖國尊嚴。曾世英出于高度的愛國主義熱忱，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殘留在我國西部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圖上的外來地名，作了認真的清理。這些經外人肆意篡改后強加于我們的地名，帶有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產物。1976年初，他和杜祥明查找核對了我國出版的地圖以及西文、俄文圖書后發現，在藏北高原及其附近地區，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外國的所謂“考察者”以西方人名或地名擅自命名的山嶺、河湖等自然地物名稱竟達100余個，我國制圖工作者因不明底細而用之于中國地圖上的尚有54個。1985年，曾世英將西方出版的海圖和我國自己的地圖相對照，查出東南沿海島礁名稱中譯自英語稱說的達961處，其中以西人姓氏或外國地名命名的有236處，不僅曾被我國早年出版的地圖所照搬，現在也仍有其殘余，如福建馬祖列島中的 “高登島”，舊籍原作“戈登島”，后改“哥登島”，顯系譯自英國海圖，因紀念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英國劊子手戈登而得名。曾世英認為，在我國的領土上存在上述各類地名，有損中國的國格，必須予以徹底廢止，恢復其本來面目。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充分肯定�，F在，西部地區的外來地名已被革除，東南沿海地區也在逐步清理之中。為了祖國的主權和尊嚴，他正以耄耋之年從事南海諸島地名問題的研究。
    呼吁和扶持地名學的建立。早在1939年《中國分省新圖》第４版序言中，曾世英就提出了實現地名標準化、仿效歐美國家設立地名審查委員會的想法。1960年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他作了《地名學應作為一個空白學科來建設》的書面發言，呼吁順應世界學術潮流，建立中國的地名學，以提高地名譯音的質量。1962年又與杜祥明合作，在中國地理學會年會上提交《地名學的國際現狀與研究方向》一文，引起國內對這門新興科學的關注。60年代以來，曾世英潛心研究地名學理論，發表了數十篇學術論文，還不遺余力地扶持學科建設。1979年《地名知識》雜志公開發行和1989年創刊10周年之際，他分別撰文祝賀。80年代初，又多次與年輕同志一道，深入東南沿海和西北內陸調查地名，隨后又擔任了31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辭典》總編委會副主任委員。1982年，他以83歲高齡登上大學講壇，為北京師范學院地理系開設的《地名學講座》授課。1983年，曾世英和林超、褚亞平、陳橋驛等20余位學者，提出成立中國地名學會的倡議，并作為籌備者之一奔波操勞。當1988年中國地名學研究會成立后，他又被推舉為名譽理事長。1990年8月，年已91歲高齡的曾世英又不辭辛勞地奔赴西安，參加城市地名管理學術研討會。他為我國現代地名學的發展所作的艱苦努力，贏得了后學者深深的欽敬。
    努力推進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化。用羅馬字母拼寫我國地名，是實現中國地名國際標準化的需要，但以往沒有統一的標準，致使同一個中國地名在不同的羅馬字母文字里拼法各異。曾世英在50年代后期的研究工作中，就較早地致力于消除這種混亂。他認為，威妥瑪式拼法雖然在國內外已沿用了100多年，卻并不完全符合漢語的讀音規律，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后，就應當用來取代包括威妥瑪式在內的各種外來拼法，掃除半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化侵略的殘跡，從而正確地、統一地拼寫我國的地名。1974年和1977年，地圖出版社相繼出版漢語拼音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曾世英積極為編纂工作出謀獻策，他所倡導的按照《漢語拼音方案》拼寫漢語地名、依據音譯轉寫法拼寫蒙、維、藏語地名，在科學性和適用性方面，獲得了國內外人士的贊賞和支持。1977年，聯合國第３屆國際地名標準化會議以絕對多數通過了我國的提案，“以漢語拼音字母拼寫的中國地名作為羅馬字母拼寫法的國際標準”，曾世英對此具有不可湮沒的開拓之功。有人認為，威妥瑪式至少在英語中根深蒂固，如果中國地名放棄這種拼法，會給國際交流造成很大困難。曾世英為此撰寫《中國地名的羅馬化》一文，分析了在歐美頗有盛譽的《泰晤士世界地圖集》對中國地名的拼寫情況，以統計數字有力地駁斥了上述謬論，闡明了廢棄威妥瑪式拼法的歷史必然性。該文由我國代表在1977年2月紐約聯合國地名專家組會議上散發，進一步增強了國際上對我國確定的地名羅馬化方針的支持。
    關于為外語讀者服務的我國地圖上如何拼寫地名通名，存在著按外語意譯和按《漢語拼音方案》拼音兩種主張。曾世英1987年在《地理學報》發表《試論我國地名的羅馬化》一文，認為只有采取本國的拼寫形式，按照《漢語拼音方案》拼寫，才符合推行單一羅馬化的要求，并根據多種外國地圖統計證明，通名從音符合歐美制圖習慣。針對“外交文件中見過的通名意譯寫法不宜改變”之說。1988年7月在中國地名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曾世英又宣讀了論文《再論我國地名的羅馬化》，以中國與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４國邊界地圖上出現的通名統計證實，按原語拼音是主流，而以外文意譯是例外，力主在代表國家版圖的地圖上，通名采取拼音而不從外文意譯，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仡欀袊�地名國際標準化的進程，我們不能不銘記曾世英為此傾注的滿腔熱情和他所付出的巨大勞動。
    執著的追求，無私的奉獻
    曾世英在中央地質調查所任職期間，有４位同事先后在野外工作中被土匪殺害。他懷著強烈的悲憤，不顧友人勸阻，于1941年率隊深入人跡罕至的松潘草地，出色地完成了測定黃河上游方位，并配合地質土壤調查的任務。1946年美國商人雷諾妄稱世界最高峰在阿尼瑪卿山，并以免費乘坐其私人飛機觀看為誘餌，邀請曾世英和地學界其他知名人士參加，曾世英予以嚴厲拒絕，揭露了這個企圖借此偷運圓珠筆進口的走私販子所設置的騙局。
    在順直水利委員會工作時，曾世英就被同事們稱為“工作起來不知疲倦的人”。為了印制實測縮繪的１：５萬地圖，他與天津一家設備簡陋的小廠合作，經過反復試驗，成功地解決了多色套印的技術問題，不僅使已被該會英籍總工程師利用職權遠運倫敦的這批圖件重返國內印刷，而且印出的地圖質量優良，所需費用也只有英商索價的１／４。然而該會在1928年結束時上報北洋政府的報告中，卻將為此事出力最多的曾世英、傅紹洲、顧民逸３人的名字，改為曹世英、傅治洲、顧民遠，抹煞功績近乎天衣無縫，曾世英對此舉僅一笑置之。當他主持編繪《中華民國新地圖》時，平均每天工作12小時，使這部皇皇巨著從開編到脫稿僅用了不足3年時間。撰寫《再論我國地名的羅馬化》一文時，曾世英已屆８８歲高齡，卻趴在地上借助放大鏡查閱幾乎鋪滿辦公室的一張張邊界地圖，分析考證地名的拼寫問題。90歲時，仍一絲不茍地為出版外文版國家大地圖集撰寫編輯方案。曾世英治學勤奮而嚴謹，1983年，他在《地名知識》第２期發表《做好地名工作，展開學術研究》一文，有位讀者就其中個別說法提出異議，他仔細核對后，隨即在該刊第６期登出一則短文，肯定了那位讀者的意見，并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來關心地名學的建設。
    作為地圖學家，曾世英非常重視培養我國自己的印刷技術人才。1983年，《中國分省新圖》編成后，他堅定地主張在國內印刷，避免了國家利權溢向正在猖狂侵華的日本。在史量才和黃炎培支持下，該圖集交上海中華書局印刷，不但質量出人意外地精美，一批技術力量也同時成長起來。曾世英還特別強調地圖的地理性，40年代就注意吸收地理人員參加地圖編制工作，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為國家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從事地圖事業的中堅。
    曾世英追求真理的過程，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為民族昌盛而無私奉獻、奔走呼吁的過程。在國家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民族危機不斷加劇的年月，他多次盡其所能為國分憂，表現了科學家的拳拳之心。30年代初，傅作義將軍率部在平北懷柔一帶進行“長城抗戰”，曾世英化名“曾六”，給天津《大公報》匯去銀洋600元，請他們轉贈抗擊日寇的傅部官兵。這筆錢當時可買幾百擔大米。曾世英的這一義舉經《大公報》披露，全國各地群起響應，最后捐贈款項達數百萬元。傅將軍用其購置了幾百輛載重卡車，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抵御外侮的全體將士。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時，曾世英又將私人汽車以2000元低價售出，全部捐助抗日。嗣后，遇有征召則踴躍輸將。毀家紓難，感人至深！
    曾世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懷著對發展新中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熱切期望，提出了許多針對性強、措施得當的提案，深受承辦部門的歡迎。僅在政協會議上，他獨自或與別的委員聯名提出的提案就達53件，同志們稱他是“無黨派組著名的多提案委員”�！秶�家大地圖集》是1956年周恩來總理領導制定的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中的重點任務之一，它的編纂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斷。1980年，曾世英在政協五屆三次會議上帶頭提出了“國家大地圖集應列入國家規劃，繼續編纂和公開出版”的提案，受到國務院和國家科委的高度重視。這項工作重新成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后，他被任命為總編委和普通地圖卷分編委副主任委員。對于普通地圖卷英文版中的地名羅馬化問題，曾世英會同其他委員，在政協六屆四次、五次會議上，連續提出盡快統一認識的提案，得到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支持。由于曾世英的幾十件提案發揮了很好的社會作用，六屆政協無黨派組在工作總結中特地對他提出表揚，號召大家學習他“春蠶吐絲般的奉獻精神”。
    曾世英勤勤懇懇描繪祖國河山70余載，至今仍然堅持每天乘班車到單位工作。1989年6月，為祝賀他從事測繪工作70年暨90壽辰，全國政協無黨派辦公室和國家測繪局測繪科學研究所聯合舉辦學術報告會，全國政協副主席程思遠等領導和160多位從事測量制圖、地質地理及語言文字工作的專家學者，高度評價了他對地圖學和地名學的卓越建樹以及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崇高品格，祝愿他健康長壽。曾世英激動地表示：“一定要把吳玉章先生的自勉詩‘春蠶到死絲方盡，事業未成勁不松’作為座右銘，在我的余生中奉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