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到地礦部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與全國形勢一樣，地質工作經歷了十年動亂，很多工作需要理順，請問當時做了哪些工作？


朱訓：1982年3月23日，對我來說，是個難忘的日子。

這一天我接到地質部政治部組織部的電話通知，要我立即趕到北京去。為什么叫我去北京，電話里并沒有說。于是，我就拿了個小包兒坐上了江西南昌發往北京的火車。

下車后，部辦公廳主任吳志遠和組織部部長廖春榮，記得好像還有姚煥章同志等人把我帶到孫大光部長辦公室。大光同志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中央決定調你來部任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

就這樣，我從江西省地質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的崗位來到地質礦產部，在這里度過了13個春秋，雖然離開地礦部已經很多年，但不少事情至今仍歷歷在目。這里說的只是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幾件事。

我先從1979年的全國地質工作會議和恢復地質部說起。

1978年12月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

會議通過撥亂反正，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重新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一次對后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深刻影響的會議，同樣也為我國地礦工作帶來深刻影響。

為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孫大光為班長的國家地質總局黨組決定召開全國地質工作會議。這次全國地質工作會議，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聯系地質戰線的實際，撥亂反正，辦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撤銷了國家計委地質局1970年發的75號文件。文件的題目是《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紀要》。這個文件違背了黨的實事求是原則，不尊重客觀規律，是“文革”中一套“左”的東西。在這次會議上，大家一致要求撤銷該文件。后來，經請示上級批準撤銷了這個文件。

第二件事是，提出以地質找礦為中心的口號。把地質工作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地質找礦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是這次地質工作會議的一大成果。通過這次會議，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一套，地質戰線重新恢復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記得就在這段時間，在浙江召開了一次地質工作會議，總結肯定浙江地質工作的經驗。當年“大躍進”時期，為了“扭轉北煤南運”，曾在浙江搞過奪煤大會戰，結果成效甚微。后來從浙江地質條件的實際出發確立了找礦方針，在非金屬礦和有色金屬礦找礦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這個會是張同鈺同志主持的，他作了一篇很好地體現出實事求是精神的報告。我作為江西地質局代表參加了。會議對地質戰線聯系實際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前面說了撥亂反正的事，現在再說恢復地質部的事。

“文化大革命”期間地質部被撤銷，改為國家計委地質局，后來改為國家地質總局。受這一影響，各�。▍^、市）也先后撤銷地質局。一些工業部門的地質管理機構也撤銷了。于是，有的并到綜合部門，有的成為綜合部門或重工業局（廳）的地質組。

國家沒有地質部，�。▍^、市）沒有地質局，使全國地質工作少了領導，更沒了規劃和指導，地質工作大大削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經濟建設必須要有資源，要做地質工作，要有人搞規劃，搞管理。這種情況下恢復地質部的呼聲很高。國家地質總局當然也在積極爭取恢復地質部。

1979年9月13日，五屆全國人大十一次會議上，余秋里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向會議作了關于恢復地質部的說明。余秋里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建設要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需要加強地質工作，有必要恢復地質部。

經全國人大同意，恢復了地質部，任命孫大光為地質部部長。隨后經請示中央同意，各�。▍^、市）地質局也恢復起來。隨著地質部和各�。▍^、市）地質局、各工業部門地質管理機構的恢復，“文革”期間地質工作沒有專門部門管理的局面得以扭轉，全國地質工作逐步走入正軌。


記者：1982年5月，地質部更名為地質礦產部，請問這一更名的重大意義是什么？


朱訓：1982年5 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第23次常委會決定把地質部改為地質礦產部。

事后，萬里副總理見到我時說：“朱訓同志，把你們的地質部改為地質礦產部是我的意思。你們地質部不應該光找礦，還要管礦。礦是很寶貴的了，找到很不容易，要很好地開發很好地利用，不能浪費資源，要不浪費不破壞就要有人管，總要有一個部門代表國家代表國務院來管理這件事情。所以我就出了一個主意，把地質部改為地質礦產部�！�

這次人大會議通過了這個決議，通過這個決議時當然也就賦予地礦部監督管理礦產資源開發的職能，同時在部內設機構里增設礦產資源開發管理局，負責管理礦產資源開發和監督管理工作。

地質部更名為地礦部是中央作出的戰略決策。這意味著原地質部過去單一的找礦職能，從此變為找礦與管礦的雙重職能。根據人大決議的精神，國務院在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國家機構編制改革委員會批準地礦部的四項政府職能是：對地質礦產進行綜合管理，對地質勘查工作進行行業管理，對地質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進行監督管理，對地質環境進行監測評價和監督管理。還規定地礦部負責組織實施礦法及配套法規，協助健全和完善法規體系等。

地質部更名為地質礦產部后，很快把部礦管局組建起來了。部里搞了礦管局，各省地質局也成立了礦管處，負責各個省的礦產資源開發監督管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改變，由地質部改為地質礦產部看上去多了兩個字，實際職能有很大改變。責任本身不僅要找礦還要管礦。礦產資源是不可再生資源，不像樹砍了還能長起來，草割了以后還能長，而是幾百萬年、幾千萬年才形成的，是不可再生的，所以有人管了礦，對于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對于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是大有好處的，對子孫后代也是大有好處的。從國家利益說，從對子孫后代負責來說，意義都是非常深遠的。


記者：您到地礦部時正好是開展第二輪找礦，請談談第二輪找礦取得的成績。


朱訓：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在全國大范圍內廣泛地開展地質找礦工作，有很多發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們把這個時期的地質勘查工作稱作第一輪找礦。第一輪找礦的成就是很大的：探明有儲量的礦產有134種。

幾十年過去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建設規模的擴大，需要的資源量越來越多，與此同時，找礦的新技術、新方法和新思路不斷出現，開展新一輪找礦，以求發現新的礦產地也成為可能。所以，地礦部決定在全國開展第二輪找礦工作。

第二輪找礦從找油氣開始。1982年地礦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石油地質工作會議，這個會議研究分析了改革開放前幾十年找油的成就和經驗，確定了一個新的找礦方針，即“四新”方針：新地區、新類型、新領域、新深度。這一方針為今后一個時期成功地開展油氣地質工作明確了方向和任務。

新地區講的是找油要不限于在東部地區，也在西部；新領域不光在陸地，還有海洋；新類型，油田的類型絕非一種，大慶油田是一種類型，任丘油田又是一種類型，不同油田的類型不一樣；新深度，過去找油的鉆井深度只有幾百米、一千多米，現在向深部進軍，達到一兩千甚至三五千米。

“四新”方針確定后，我們主要一手抓海域，一手抓新疆。經過幾年工作，1983年在東海盆地龍井一井和平湖二井找到了油，打出了幾個高產井，從而實現了海上油氣勘查工作的重大突破。后來東海油氣田進一步勘探，擴大了遠景，證明有開采價值，確定要開發。東海油田的開發，對解決上海等地的油氣資源供應，作出了一定貢獻。1990年上海市政府與地礦部聯合召開慶功會，朱镕基同志接見了會議代表，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發來賀信。

1984年9月22日，地礦部西北石油地質局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沙參二井打出了高產油氣流，實現了歷史性突破。新疆塔里木盆地實現重大突破之后，黨中央、國務院領導非常高興，幾次在會上贊揚此事，之后地礦部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聯合開了慶功會，慶祝新疆塔里木盆地沙參二號井取得重大突破，并在第一口井旁邊豎了個碑。這是第二輪找礦的又一個重大成果。這個成果的取得與地礦部確定的“四新”找礦方針開展第二輪找礦有很大關系。之后地礦部決定在新疆搞會戰，接著石油部也調進隊伍，與地礦部兩支隊伍集中力量找油氣，通過會戰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發現了大油田和大氣田，后來的西氣東輸工程得以實施，與這個會戰是分不開的�，F在回憶起來，當時做出的向海洋、向西部進軍的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1985年地礦部在山西太原召開固體礦產普查工作會議，專題研究固體礦產找礦問題。這次會議由當時的副部長溫家寶同志主持。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第二輪固體礦產普查，很快取得成績。1985年到1990年期間，全國新發現1400多處大中型礦產地。


記者：全國找金是當時地礦部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您親自領導了這項工作，取得了哪些顯著成果？


朱訓：在全國范圍內推進黃金地質工作，是我在地礦部長崗位上開展的重要活動之一。

金是重要礦產，國家儲備的黃金量體現著國家實力。黨中央和國務院對黃金找礦非常重視，但從全國解放到1985年這個期間，黃金增長生產速度緩慢。清朝西太后時期全國黃金產量只有4噸，1985年全國黃金產量達到30多噸。當時有一批金礦礦山由于探明后備可采儲量不足，處在停產、半停產“等米下鍋”狀態，為什么？后備資源嚴重不足。礦山原有探明的儲量采得差不多了，沒有找到新礦，沒有后備資源，礦山的生產規模難以維持。當時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都很著急，在國務院會議上，總理親自過問此事。經過多次思考，后來我提出建議，動員組織全國地質力量找金礦，把金礦作為找礦的一個重點，這個意見被國務院領導采納。

要把全國地質力量組織起來，需要有一個協調的組織，因為當時全國地質隊伍有100萬人，技術人員也有20萬左右，100萬地質大軍分散在多個部門，地礦部有40萬，其他部門有60萬，分布在石油、煤炭、冶金、有色、核工業、水利、建材、化工等部門。根據這種情況，我向國務院領導匯報工作時，建議成立全國黃金地質工作領導小組。國務院領導非常贊同，說：“地礦部牽頭，朱訓你牽頭，你當組長，其他工業部門參加�！�

1985年10月17日，根據國務院指示在北戴河又開了個會，會上成立了全國金礦地質工作領導小組。之后各部門抽調力量尋找金礦，每年有六七萬人從事金礦找礦工作，當時全國很多礦種，僅一個金礦就聚集了幾萬人，當時的規模是很大的。每年投資五六億元，當時也是很大一筆投入，工作量一年幾萬米。為了激勵找礦工作，我們把找礦成果與經濟效益掛鉤，找到一噸金礦獎勵多少錢，搞儲量承包。這樣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找到的礦越多得到的獎勵越多。同時，我們依靠科技進步，采用先進的方法，利用地球化學方法找金礦。山上有金的地方在土壤中都會有反應，采用地球化學探礦方法來采樣，進行處理，采集了好多樣品來進行分析，初步分析發現異常，看看哪里可能有金礦，然后再布置工程，打硐子或探槽或打鉆，進行詳細勘探。還發明并采用了快速分析方法和現場快速測定方法，很快就能在野外分析出來，縮短了工作周期。過去采了樣要到分析室化驗，周期很長，現在有的樣品直接在野外化驗，加快了速度，同時也提高了分析精度和質量。

全面發動，儲量承包，采用新技術新方法，金礦找礦很快取得很好效果。1985年全國探明的保有金礦儲量1998噸，1995年全國探明的儲量有4287噸，比1985年翻了一番還多。1985年國務院領導開會找我們商量：“現在金礦產量是39噸，‘九五’能不能為生產100噸黃金提供資源，這是你們金礦小組的任務�！碑敃r我們和負責協調工作的國務院副秘書長白美清同志都沒有深究“九五”指的是1995年還是“九五”（1995年～2000年）期間。后來，到了1995年全國黃金生產達到108.4噸。無論是1995年還是“九五”期間都超額完成任務，從那以后黃金生產形勢一直上升。


記者：制定《礦產資源法》是大勢所趨，也是礦業界的期盼，礦法制定期間一波三折，讀者非常想了解這方面的情況。


朱訓：撥亂反正的中國作出了“依法治國”的選擇，各行各業競相立法。這是歷史的必然。對礦產資源而言，立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黨工作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對礦產資源的需求量快速增長，一方面礦產勘查開發跟不上建設發展需要，另一方面在礦產勘查開發活動中，由于無法可依，管理工作又跟不上，出現了很多矛盾和問題，特別是放開、搞活之后，由于不同所有制的礦山受到不同集團利益的驅動，爭搶地盤的糾紛不斷，爭礦搶礦的事件時有發生，礦產資源破壞浪費現象嚴重。嚴峻的礦業形勢，迫切需要一部法律作武器，以維護正常的礦業秩序，加強資源的保護，以利于國家長遠發展和子孫后代的需要。

1979年國務院確定由國家經委領導、由地質部牽頭組織有關部門參加組成《礦產資源法》起草小組。礦法從1979年起草到1986年全國人大通過實施，歷經7年，為何這么長時間？這里面既有認識問題，也有方方面面的矛盾或利益問題。這些關系中主要有：一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二是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三是部門之間利益關系。正因為有很多矛盾和利益關系需要理順，所以一拖就是7年。

礦法起草過程中，地礦部黨組曾向中央書記處匯報過一次工作，當時書記處確定開發地下資源的總方針為：放開、搞活、管好。這個方針當然成為起草礦法的指導方針。

盡管如此，礦法的協調工作還是很難的。如礦產勘查開采歷史上是分散管理，由一家管還是大家管這個問題一直協調到1985年。最后寫得較為籠統，如鈾礦歸核工業管，石油在礦法中加了個附加條款。1985年3月，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我作了說明。就在準備第二天全國人大討論通過前夕，最高決策層對“放開、搞好”都贊成，對如何“管好”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礦法管得過嚴，應該再放寬，有水快流，強調礦法要放手讓群眾和集體采礦，讓貧困地區的百姓盡快脫貧致富，至于將來怎樣，由后人考慮，后人比我們聰明。另一種意見是既要放開搞活，又要管好，要考慮長遠利益，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由于意見不一，彭真委員長臨時召開委員長會議，決定礦法不提請這次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就這樣一推就又推遲了一年。在這一年間上上下下又做了很多艱苦的協調工作和統一思想工作，終于在1986年3月19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十五次常委會通過了礦法，隨后國務院又發布實施了與礦法配套的三個實施細則，從此我國礦產資源勘查開發走上了有法可依的道路。


記者：改革開放后，因子女入學、就業和家屬工作，給許多地質隊帶來了很多困難和問題，基地進城的呼聲很高，作為這項工作的親歷者，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朱訓：在地礦部工作期間，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地質隊的基地進城。

解放前全國只有200多名地質工作人員、十幾臺鉆機。1949年后經濟發展很快，需要資源，地質隊伍很快發展起來。當時的地質隊伍一部分來自社會，一部分為專業軍人，一部分是學生，都比較年輕，結婚的很少，有小孩的更少。礦找到哪里，地質隊隊部基地就建在哪里，“隊隨礦走”。1960年后地質隊伍發展很快，這時成家的多了，有小孩的多了。那時基地在距離城市五公里以外的遠處有補貼，所以基地都離城市較遠。這時問題產生了，孩子上學不方便，家屬和青年就業難，影響職工工作�；�地進城問題擺上了議事日程。

針對這一問題，部黨組作出基地進城的決定，分批分期進行。1983年部黨組專門研究了這個問題，在鄭州召開基地建設會議。大光部長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作出了規劃。原想快些，但有不同意見，主要是一些人舍不得津貼，另外基地建設投資經費不能滿足需要。為了解決部分住宅建設經費，部黨組作出決定，采取改革措施，用“三家抬”的辦法解決建設問題，即部里拿1/3，地質隊拿1/3，職工集資拿1/3。這個辦法我向國務院領導作了匯報，得到國務院領導的贊同。就這樣，一部分職工宿舍解決了。
經過一些年的努力，地質隊的基地進城問題得到了解決。


記者：20世紀80年代，礦山的生產情況還比較正常，沒有到“等米下鍋”的地步，為什么還要進行資源保證程度論證？


朱訓：剛剛改革開放時，由于新中國成立后這幾十年開展了大規模的地質工作，找到了大批可供開發的礦產地，建設了不少礦山，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當時探明的礦產儲量比較豐富，很多礦山有飯吃，不著急。后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家對資源需求的不斷加大和礦山開采量的加大，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的礦山開始感到后備資源的不足。地礦部儲量管理部門發現有些礦產每年探明的儲量已經小于開采儲量，出現了入不敷出的情況。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從1987年開始，由地礦部牽頭，組織全國地質資料局（地質信息中心）的同志，會同全國煤炭、化工、建材、石油、核工業、冶金等部門的同志聯合開展了對45種礦產資源對國家建設保證程度的論證工作。這項工作從1987年開始，1989年結束。論證分為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三個階段，論證結果表明：到2000年有16種礦產不能滿足需求，2010年22種不能滿足需求，到2020年39種不能滿足需求。

情況是比較嚴重的。就是這次論證，引出了一系列資源戰略方針建議，我們以不同方式向有關方面報送了一系列政策建議。如“將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要實行開源節流并重方針”、“走資源節約型經濟發展道路”、“要大力加強地質勘查工作”等等。此外，還就如何促進我國礦業發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議。1991年我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時，重點匯報了我國的資源特點和資源保證程度論證情況，并做了一個資源保證程度論證的直方圖，復印了好幾份，每位領導都送了一份，在匯報中我再次建議要加強地質勘查工作，要對“地大物博”的概念重新認識，正確認識我國資源總量豐富、人均不足的國情，要實行開源節流方針，走資源節約型經濟發展道路。江澤民總書記在聽后拿著直方圖對大家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地礦工作是一項基礎性工作，大家要支持它�！备鶕�我的建議，江澤民總書記在講話中還提出，國情教育要從中小學生抓起，教他們重新認識“地大物博”的概念。

現在令我感到高興的是，很多建議付諸實施了。當年那張直方圖，一直到今天還被很多人利用，來說明與分析我國礦產資源形勢。


記者：1983年地礦部黨組提出進行“三光榮”教育，它的意義是什么？


朱訓：1983年，我代表部黨組在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時，為了鼓勵地質工作者艱苦奮斗和獻身地質事業，提出了開展“三光榮”教育�！叭�光榮”是以獻身地質事業為榮，以艱苦奮斗為榮，以找礦立功為榮。提出“三光榮”教育問題，是對老一輩地質工作者愛國主義精神、獻身地質事業精神、艱苦奮斗精神的繼承和發揚。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要建設，要發展，需要資源，需要地質隊伍。1950年，毛主席發出“開發礦業”的號召，陳云同志提出：“地質工作要大發展，大轉變，要為國家建設服務�！碑敃r全國就兩三百個人，力量太小，不能適應建設需要。怎么發展？隊伍從哪來？當時從軍隊調來一大批干部，他們把軍隊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帶到地質隊伍中來，這種精神也需要繼續弘揚和發展；李四光同志從國外回來后，就與另外一些老地質工作者聯名向全國發公開信，號召學過地質的人從國外或從其他地方回來從事地質事業。這種熱愛地質事業和愛國主義精神也需要提倡與發揚。

地質工作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整天與日月為伍，與礦野為伴，是個特別艱苦的行業。20世紀50年代前期，毛主席在聽取地質部匯報工作時曾說：“你們更像軍隊�！眲⑸倨嫱�志在1957年接見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生時說的話“你們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游擊隊”，形象地反映出這個行業的工作特點。地質人是無名英雄，需要獻身精神、艱苦奮斗精神和愛國熱情。原地質部自成立起，就注意發揚這些精神。上世紀60年代，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何長工在講話中提出：要讓我們地質戰士有種光榮感。孫大光部長在1980年開會時，在報告中提出要發揚地質工作者獻身精神。因此，1983年，提出“三光榮”教育問題并非偶然，它既是地質工作實際狀況的寫照，也是對地質戰線艱苦奮斗獻身精神這一光榮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叭�光榮”精神提出后，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和整個行業的支持。

為了開展好“三光榮”教育，我們同時還結合弘揚李四光愛國主義和獻身地質事業的精神。1989年，在李四光誕辰一百周年時，我們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了紀念大會，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同志出席會議并講話，指出李四光是一面旗幟。會前，我們做了李四光半身銅像，豎立在地礦部院內，現在還在。那年，我倡議建立李四光地質科學獎基金委員會并兼任主任。對從事地質教育、地質科研、野外地質工作的優秀人才進行獎勵，基金委員會每兩年進行一次評獎，現在已經評了好多次了。


記者：據我們了解，您在任期間成立了不少社團組織，為何要成立社團組織，作用有哪些，您是如何推動社團工作的？


朱訓：我到部之時，已經存在的社團有中國地質學會。我到部里后，發起成立了李四光地質科學獎基金委員會、中國地質災害研究會。中國是個地質災害頻發的國家，很多地區地質構造較活躍，人為活動又不斷增強。為了防治地質災害，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失，1989年，成立了由原地礦部發起，原城市建設部、水利部、鐵道部、中國科學院聯合參加的中國地質災害研究會。1990年，我在原冶金工業部老部長呂東、原煤炭部老部長高揚文、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的支持下，發起成立了中國礦業協會（現在的中國礦業聯合會）。后來，又爭取到原國家教委的同意，成立了中國地質教育協會。此外，還在有關方面共同發起與支持下，成立了徐霞客研究會、中國寶玉石協會、全國地學哲學研究會、地質文聯等一批社團。

根據我的體會和認識，社團至少可以發揮四方面作用：一是團結作用。如搞地質的，搞礦產的，全國有很多。地礦系統有40萬人，還有60萬人在其他系統。凝聚社會各方面力量，單靠原地礦部本身是難以實現的。有了礦業協會和地質學會，可以就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幫助解決。

第二是參謀作用。社團成立后，可以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實施建議，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實際上，上述社團成立后，通過每年組織學術研討會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建議，報給當時的政府工作部門�？赡墚敃r沒被采納，但現在看很多都付諸實施了。

第三是橋梁作用。社團可以將黨的方針政策和政府意圖傳達給社團成員。像礦業協會可以傳達給各個礦山，也可以把礦山的意見、要求反映給政府部門。

第四是助手作用。政府部門有一些需要做但又忙不過來的事情，可以委托給社團來做。根據我的體會，社團在這方面的確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為了推動社團的發展，當時我提出堅持“三三”工作方針。第一個“三”是搞好三個服務：為政府決策服務，提供參謀意見；為發展社團事業服務，比如說礦業協會是為發展礦業服務；為社團成員服務，如礦業協會為礦山企業服務。第二個“三”是“三個依靠”：依靠政府主管部門的領導和支持，依靠社團成員單位的關心和支持，依靠理事會成員特別是社團秘書處的團結奮斗。第三個“三”是指在實際工作中，要本著積極開拓、量力而行、逐步推進的思路進行。

重視社團作用，并不是我有什么高見，而是中央的精神。中央在不少文件中，如在體制改革決定中一再強調，要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社團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體制的完善，我認為社團的作用將越來越大，應當給予社團工作更多的鼓勵和支持。


記者：地質隊伍體制改革是當年引人矚目的一項大動作，請問當年進行了哪些改革？


朱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方針后，原地質部、地質礦產部認真研究如何推進地質工作體制改革的問題。

由于對我國建立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有個認識過程，所以改革也是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向前推進的。地礦部的改革就經歷了一個從專業化改組到“廣開門路，擴大服務，一業為主，多種經營”，再到推進“三化”的探索過程。1979年到1982年，改革剛開始時，我們搞專業化改組試點，盡管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但畢竟這是運用市場機制和經濟方法進行管理的一種嘗試�！皬V開門路，擴大服務”則是地質隊打破長期自我封閉狀態，開始走向社會、走向市場的重要一步。

1982年到1984年，建立經濟責任制，項目承包，搞活地勘單位，地質工作的成果、好壞和經濟利益掛鉤。對找礦找得多的，各項工作完成好的，給予獎勵。

1984年，中央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城鎮所有企業要全面推進改革。我們幾次在向國務院領導匯報工作時講到地質工作成果應有償轉讓時，國務院領導都表示支持。這個意義也寫進了《礦產資源法（草案）》中。自1985年起，我們提出“三化”：部分地質成果商品化，地勘單位企業化或管理企業化，部分地質隊伍社會化，部黨組還認為“三化”是方向，是目標，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觀點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肯定。

部分地質成果商品化，目的是打破使用地質成果的單位吃國家“大鍋飯”的局面。地質工作是國家投資，取得地質成果后，前來開礦的部門應有償取得。之所以是“部分”地質成果，是因為有些地質工作，如對一個礦床勘探后可以進行開發利用的地質勘探報告，是可以商品化的，可以轉讓；而一些屬于公益性供社會大眾使用的地質資料，就不能商品化。

地勘單位企業化或管理企業化。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地勘單位終究要走企業化道路，但企業化需要很多條件，能夠企業化的就企業化，不能企業化的，要按照企業管理的方法來管理地質隊。

為什么提出部分地質隊伍社會化？過去，地勘隊伍長期處于自我封閉狀態，很少和社會打交道。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質隊應該走向社會，自立于社會，要擴大服務。過去地質隊只去找礦，水文隊只去找水，現在建橋梁、打隧道，都是可以做的。

提出“三化”前期，我們還提了兩個口號，一個是“以地質找礦為中心，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碧岢珡V開門路、擴大服務，地勘單位應以地質找礦為主業，此外，能干的都可以干，有條件的可以辦工廠、開商店、打井、造橋修路，也可以開礦，實現多種經營，騰出經費多做些地質工作。這也有利于養活地質隊離退休人員和家屬、子女就業問題，減輕地質隊負擔。

另一個口號是以開拓地質市場為改革的突破口。走向市場，必然要社會化，引入市場機制。以開拓地質市場為突破口，對促進和實現"三化"是個有力的做法和措施。

提出“三化”的同時，部黨組還提出實施“四二二工程”。推進“三化”和實施“四二二工程”是有機聯系并相互推進的。

“四二二工程”是指實施四項計劃，進入兩個軌道，實現兩個目標。四個計劃是：探寶計劃即地質找礦計劃，減災計劃即減少地質災害計劃，科教興地計劃，安居樂業計劃即推進地質基地進城計劃。兩個軌道是把地質勘查工作納入市場經濟軌道，把礦產勘查開發工作納入法制軌道。兩個目標是指為進入新世紀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準備礦產資源和地質資料；爭取進入新世紀時，地勘單位和全國人民一起進入小康。


記者：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關于礦產資源方面的政策建議，是您任地礦部部長時一項重要內容，讀者也很感興趣，請您介紹一下。


朱訓：原來，我對“地大物博”的概念深信不移。調到地礦部工作初期，仍然如此。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實際生活中出現資源供需矛盾日漸加劇的情況，以及全國地質資料局（地質信息中心）給我們提供的有些礦產儲量開始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使我開始考慮這個觀念是否正確。于是，我們組織地質資料局的同志會同有關部門進行資源論證，通過資源保證程度論證以及對我國礦產資源基本特點的深入分析，使我明確認識到對“地大物博”觀念要重新認識。

為了讓全社會了解我國礦產資源的基本特點，正確認識我國礦產資源的國情，樹立資源憂患意識，1988年，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題為《我國礦產資源形勢的喜與憂》的文章。同年，地質哲學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上，我作了題為《對中國礦產資源國情的辯證分析》報告，其中講到中國礦產資源有五大特點：一是總量豐富，人均較少。我國境內發現了170多種礦產，礦種很齊全；探明礦產資源儲量總量比較豐富，潛在價值占世界總量12％，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礦產資源量居世界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貧礦多，富礦少。如目前發現的鐵礦品位多為30%多。三是中小型礦多，大型特大型礦少。四是綜合礦多，單一礦少。五是分布廣泛，局部集中。煤礦主要在北方和西南，磷礦主要在西南，鐵礦在東北和西南，分布不平衡。

基于我國礦產資源這五個特點和資源保證程度論證資料，我們曾以多種形式向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如重新認識“地大物博”概念，要將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走資源節約型經濟發展道路，實行開源和節流并重的方針。要大力加強地質勘查工作。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建立穩定的全球資源供應體系。要建立資源戰略儲備制度。能源勘查開發戰略要實行以煤為主，煤、油、氣、核、水電和新能源并舉方針。石油進出口政策要盡早實行進大于出的方針。要將礦業作為一個獨立的基礎性產業。還有關于減輕礦山企業稅負負擔和辦社會負擔，關于解決礦工生活困難和棚戶區礦工住房問題，關于支持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經濟轉型和持續發展問題等。今天，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有些在當時不被人們重視的重要問題，今天已成為社會共識并付諸解決了。


記者：朱部長，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在采訪即將結束的時候，您還有什么話要對我們說嗎？


朱訓：借這個機會，我想請你們向包括土地、地質、礦產、海洋、測繪在內的國土資源戰線上所有為國土資源工作付出艱辛勞動的同志，包括已經離退休的同志，轉達我對他們深深的敬意。向我在地礦戰線工作期間所有共事的同志和給予我支持和幫助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希望大家繼續共同努力，團結奮斗，在以胡錦濤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